赫芬頓郵報網站11月4日登載了活躍在韓國的美國學者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對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歷史教授邁克爾·普鳴(Michael Puett)的訪談，內容圍繞東亞教育今天遇到的問題、東亞教育傳統中值得學習的價值、當下的教育改革如何汲取傳統中的精華以及現代儀式等方面展開。

　　普鳴是獲得哈佛大學杰出教學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開設的一門“中國課”——《古代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是哈佛大學當下最受學生歡迎的三門通識類選修課之一。

　　貝一明目前執教于韓國慶熙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并擔任智庫“亞洲研究所”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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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東亞教育重視后天訓練而非天賦

　　貝一明指出當前對于亞洲教育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亞洲文明對于教育的重視令人稱道， 一些美國家長甚至想要模仿這種學習方法;另一方面，很多亞洲人卻覺得他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失控了，學生被各種考試和證書壓得喘不過氣。中、日、韓的精英政治被一些大的考試把持，這些考試和背后的備考產業聯系緊密，這些產業從考試系統中獲利，所以也有動力維持這一體系。

　　普鳴認為這兩方面的觀點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東亞確實有重視教育的傳統。當前東亞經濟的發展跟文化傳統中對教育的重視是直接相關的。另一方面，東亞目前這種用考試來衡量教育并把所有社會成就都跟考試聯系起來的趨勢是具有破壞性的。從定義上來說，現在的學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在考試中取得好的成績，而這些考試實際考察的都是天賦。比如說，一些考試是專門用來測試學生數學方面的造詣。如果一個學生在某個方面特別出色，那么就會被朝著這個方向培養。與這種教育方法相聯系的是東亞過去把教育和社會服務聯系在一起的觀念，尤其是精英政治的理念。

　　普鳴指出，中國古代設計這些考試的初衷是希望創造一種能夠系統地培養人才的教育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學習優異的人就能在政府中擔任高官。普鳴認為這個理念是很了不起的，不應把眼下的考試狂熱和傳統的亞洲教育混為一談，后者包含了一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價值。在古代中國，盡管考試也和學習聯系在一起，但學習還存在另一個重要維度。傳統教育中有一種強烈的“修身”的愿望，就是必須通過學習把自己訓練成為更好的人。

　　不單純強調天賦恰恰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一個關鍵，教育背后的整體理念是，人生來是不完美的，而在生命的過程中最終能夠成為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訓練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好。儒家學者即便對先天條件有所要求，所看重的也是一個人的性情而非天賦，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還是后天的訓練。

　　其次，學習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掌握技能。技能是為了實現更高目標的，而成為一個有教養的、有道德的人就是目標本身。傳統教育體系希望培養有道德的人才，希望通過教育的過程，讓他們擁有體察所處情形的能力并知道在特定情形下怎樣做才能幫助周圍的人。對于手握權力的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倫理基礎之上采取措施幫助他所管理的人們。

　　古代中國如何通過考試衡量人的道德教養

　　貝一明發現，韓國和日本的考試題在最近三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三十年前的題目設計得很精巧，要求學生具有靈活思辨的能力，現在情況不同了，學生們常常只要把同類型的題目做上成千上萬遍，就能在考試中得高分。

　　普鳴也認為現在考試被當成 “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 指人類為了慶祝其成員長大成人者而舉行之禮俗儀式)而不是學習過程是相當不幸的?？荚嚦闪巳松梢粋€階段跨到下一個階段的轉折點，考試的內容和之后的人生也沒有什么關聯。

　　但在他看來，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卻有著全然不同的精神?？婆e試題中會包含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比如說題目中會給出一個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難題，然后問“如果你是政府官員，你會怎么處理”。像這樣的問題考察的并不是考生能否給出正確的答案，而是他能否撰文很好地論述應該如何應對復雜的情況。這樣的考試要求深廣的知識面，考生必須對前人在處理相關問題時的經驗有所了解。在這個過程中，考生需要展現自己的性格和教養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靠死記硬背一些公式或知識就能應付的。

　　普鳴還提到“文章”(literary composition)之所以在科舉制中占據重要地位，就是因為科舉考試設立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種方法卻評判一個人是否通過受教育變得更好了。而文如其人是一種普遍的觀念，讀一個人的詩能大體知道這個人性情、境界。不是說詩要在文學的意義上寫得有多好，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寫作展現道德品質。

　　老師的責任在于轉化學生，而不是灌輸知識

　　普鳴認為，在古代中國，一切學習都是以成為更好的人為目標的。老師們會仿效《論語》所刻畫的孔子形象——在教學活動中，首先努力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同時也幫助弟子成為更好的人。從孔子的教育方式可以看出，關鍵不在于你學到了多少，而是你能否很好地體察情境，運用學到的東西去轉化身邊的人，并在行動上對他們有所幫助。后世的老師們都把孔子作為楷模，并認為像孔子那樣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中去是必要的。

　　貝一明提出，目前亞洲乃至全世界在教育中共同面臨的一大問題是預設了老師必須讓學生消化信息，學生成了灌輸知識的容器，學生并不會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生轉化。他還指出，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些朝代和時期，考試也會走向程式化而遠離道德訴求。

　　普鳴則進一步指出，傳統東亞教育的根本愿景就是轉化。不過，轉化的教育并不是東亞所獨有的。普鳴表示他自己在學生階段有幸遇到過幾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師，他們的教學是轉化性的，引導學生成為更好的人，而不僅僅是傳授事實性的知識。

　　與此相反的情形是，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學生可能在各個科目上都表現優異，但這些都無法體現在人格方面發生了任何的改變，這種灌輸式的教育方式在過去是不被接受的。他承認一些朝代的確出現過考試僵化的情況，但一旦這種考試設計偏離道德議題太遠，就會出現關于考試價值的激烈論辯。

　　普鳴覺得十分可悲的一點是，現在的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考試體系是建立在對于教育的一種十分狹隘的理解之上的，而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狹隘的觀念是“必要的魔鬼”而不再對其進行反思和論爭。發生在古代中國和韓國的論辯是健康有益的，并且能為當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鑒。

　　當下如何從古代教育傳統中汲取養分

　　貝一明認為向古代教育傳統學習的障礙在于，現代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現在的中國，不論是大學教授還是教育部的官員可能都會認可傳統教育的價值，但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方案來改變已經根深蒂固的現有體系。從全世界來看，教育也面臨著危機，在評價一所大學時，宿舍的好壞比課程的質量占了更大的比重，比起學習大學教育越來越多地把關注點放在就業上，整個教育仿佛在被挖空，這個現象十分令人不安。

　　普鳴表示，促成改變的第一步應該是再次點燃關于“教育為什么存在”的討論。我們應該把思維模式從“怎樣才能進名校”轉變為“怎樣通過教育讓社會變得更好”，這樣一來，我們就開始關注真正重要的問題了，這樣以來可能就會有足夠的人意識到當前的教育確實存在問題從而采取具體的措施并帶來切實的改變。

　　普鳴提醒道，我們需要把考試的自身結構和它扮演的角色放到我們的社會中去思考。只要整個系統基于考試，那么教育就只會讓學生以通過一層層考試為目的。當我們坐下來思考考試的目的，也許會發現并不應該讓所有年齡段的學生卷入考試機制。一些考試的存在確實是合理的，但我們也需要仔細思考怎樣通過改變考試的形式，令其背后體現的價值觀和動機(而不是考試本身)成為我們主要關心的東西。

　　為了使全球教育轉向正確的方向，普鳴指出需要在不同層面做很多工作。在制度層面，我們必須警惕資本對教育過程的控制在不斷增長這一事實，我們必須理解制度變化在何種程度上是受資本導向的，然后對此予以反擊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地層面我們需要更加重視教學，具體來說從一些革新者和支持他們的團體開始推行。我們必須推動大的制度變革，例如重新設計考試和課堂，必須與那些試圖從教育中牟利的力量抗爭。

　　同時，必須首先有一部分人開始用新的方式教學。如果沒有一些具體的好的教學的例子，就無法推動制度變革。教育官員們不可能設計創新的教育模式，必須由基礎通過實驗向上推進。

　　孔子的課堂和現代儀式

　　在訪談的最后，貝一明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孔子出現在一個400人的現代課堂上，會發生怎樣的情形。

　　普鳴覺得孔子會首先聲明，“這堂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你們掌握知識點，也不是為了讓你們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在他的想象中，孔子會馬上重新組織課堂，讓其成為一個能夠轉化人的場所;孔子會挑戰學生們，他不希望教學過程太簡單，也不會單純為了讓學生學到更多事實而增加難度。在孔子看來，如果不能在某個層面上跟成為更好的人聯系在一起，那么就不是學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學習和孔子反復論述的儀式(“禮”)是相對應的。

　　普鳴指出，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東亞，很多年輕人都認為儀式是只存在于神靈信仰和祖先崇拜盛行的傳統社會的老古董。他們認為現代人已經擺脫愚蠢的儀式了，但如果孔子出現在現代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一定都會說，“不是這樣的，你們時時刻刻都處在儀式之中。”

　　普鳴認為現在的人們不再能意識到自己參與其中的儀式是很危險的，因為不再認真地對待儀式也就意味著無法從中受益。儀式具有真正的轉化性作用，就像牧師在婚禮說 “我宣布你們成為夫婦”(這一儀式帶來的改變)。

　　普鳴接著通過例子對現代儀式做了說明。他說，現在的一些人一面不再理會儀式，比如說聲稱不愿向祖先鞠躬，但這些人卻堅持開寶馬車和把孩子送去最貴的私立學校。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這就是現代儀式，然后思考這一儀式能否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應該在清楚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一種現代儀式的前提下，了解其背后的象征和社會功能，從而對其有所掌控。